中央苏区红色设计与客家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央苏区红色设计借鉴吸收客家文化的优良成分，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大众喜爱的设计风格，补充和提高了红色设计自身的表现力。在借鉴吸收时，思路明晰，方法得当，借鉴吸收的都是人民大众所能接受和喜爱的东西，经扬弃、吸收，达到融合与发展，创造出新的主题、新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气势的新的设计。与此同时，客家文化也以积极的、开放的姿态，尽可能地将优秀的红色设计基因融入其中，反映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精神。
红色设计使客家文化与时代发展同步，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苏维埃革命的风暴未触及赣、闽客家区域之前，这里基本上还“没有新式交通工具（火车、汽车、电话、电报亭的联络，都还停滞在半自足自给的经济状态下面，‘老死不相往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是当时的现状。客家文化，如民间艺术所表达的题材内容，或宣传的是统治阶级推崇的忠孝仁义等的传统价值观，如年画、剪纸中的《二十四孝图》、《孟母三迁》、《三国演义》等；或表现吉祥喜庆的题材，如梅兰竹菊、福禄寿等，这些传统的题材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反映了客家民间百姓对这些题材的认可。在赣、闽客家民间，尽管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消失，而是依然在民间传承，并稳定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赣、闽客家区域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随着苏维埃革命斗争在客家区域的深入开展，随着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赣、闽客家区域成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的红色设计师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做法，带来了新的造型观念。这些新思想、新做法和新的造型观念具有时代特点，反映时代需求，对于当时的客家文化来说是新的养料和补充，因此必然会对这一时期的客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如红色设计主要涉及的民主、独立、自由、苏维埃革命、阶级斗争、妇女解放等时代主题，及与这些主题有关的象征性图形——红五星、镰刀、斧头等，大量地在客家“冬头帕”、围裙、斗笠等日用品中出现。其中，客家服饰——“冬头帕”的装饰图形，既有“寿’、“万”、“由”、菊花、鸡嘴花、蝴蝶等传统图形，又有红五星、镰刀、斧头等革命性象征图形。传统的客家花灯在原有的采茶灯、扇子灯、龙灯等造型的基础上出现了五星灯、八角灯等新的造型，颇具时代感。
红色设计进一步丰富了客家精神内涵
“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作为和贡献中，有一种特别鲜明的东西尤其令人瞩目，那就是所谓的‘客家精神’”，客家精神是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流动中积淀出来的。傅柒生在《土地革命中的客家精神解读》一文中认为，“从历史的考察来看，……客家精神的精髓是革命的精神。”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央苏区开展的苏维埃革命，以及在这次革命中开展的红色设计运动，既是对客家精神的检阅，也是客家精神一次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客家籍与非客家籍红色设计师献身革命，根本上是为了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因此，红色设计内聚的革命精神与客家革命精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但由于时代的不同，革命的对象与目的不同，红色设计内聚的革命精神与客家革命精神之间又“同中有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客家区域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不同于客家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完全为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革命，这样，也就使在苏维埃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央苏区红色设计具有了与苏维埃革命运动之前的客家革命精神所不同的内涵。这种不同使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也为客家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养料。
红色设计师与客家民众都知道，要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两种文化在一个地域和谐地发展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互之间加强交流与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红色设计师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如《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下的华北民众》、《武装保卫苏联》、《国联和日本耍的把戏》等，抨击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以此唤起民众的觉悟，激励民众的斗志，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客家精神的内涵。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客家革命精神正是在与红色设计在内的革命精神的交流融合以后，得到了新的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具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民主、独立、自由、解放等也成为了客家革命精神的内涵要素。
红色设计进一步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开放
赣、闽客家区域的居民来源多样，汉、畲、瑶等民族都有，在其周围又有如湘赣文化、南粤文化、福佬文化等多个地域性文化，这些文化与客家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乃至于相互渗透，使得客家文化由此而呈现出开放性特征。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红色设计在客家区域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客家文化的开放。
在中央苏区，既有漫画、宣传画、标语、口号等平面设计，还有诸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钢筋水泥的建筑设计，以及标准统一的红军制服、党旗、国旗、邮票、公债卷等设计。红色设计在客家区域得到了客家人的认可，这点，可以从客家人积极参与红色设计运动得以证实。如，当钱壮飞将造型独特的大礼堂现代建筑与客家传统砖木结构的建筑合理地布局在一起时，其建设施工就得到当地百姓的积极支持，为此，在大礼堂落成后，《红色中华》还发了2篇文章，赞扬建筑工人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
红色设计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开放，使客家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积极改进。如，为适合行军作战的需要，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客家人将斗笠由初为夹箬尖顶改为平顶，将夹箬竹叶改为夹油纸，改进后的产品深受红军欢迎，并一直在闽赣两省边界10余县畅销几十年。
又如，在红色设计师的建议下，客家人对草鞋进行了的改进，并将改进的经验发表在《红色中华》上，文章这样写道，草鞋：“一，不宜太短(短的虽然也要，但十双内至多一双)，要取长一点(也不宜太长，二十双之中至多一双七寸半或八寸的)，为求得多数红色战士的合脚。二、鞋底不宜厚，厚了穿起来不好走路，又穿不正当，不是歪左即是歪右，一歪就烂就丢了。三、鞋口脑上的搬子要按到大脚趾的初节后口点，要把口子按长一点，尖上的与腰上的三个搬子交齐在脚背上。四、鞋踭要勾一点，不要直，穿带子的空要退后一点挖，才不会跌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