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新风尚,为何喜欢收藏镜子其实藏的是内

“镜子”这个东西,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作为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水平,反映了历朝历代的科技状况和审美情趣,如果想要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讨论的时候,就绝对离不开镜子;另一方面,从汉代的“见日之光,长不相忘”铜镜开始,镜子上丰富的铭文和装饰,也一直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被后世的金石学家们所看重。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受教育人数的膨胀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开始收藏镜子。这些镜子,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还出现在各类文人笔记和交游信件当中,作为文人们彰显自身品味的爱好,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在这一时期,“藏镜”、“鉴镜”开始逐渐流行起来,成为明清文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新风尚。

一、明清的镜子:从“日用品”到“收藏品”

镜子,在我国古代,最初是作为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出现在各类记载当中的。古代的文人,要想在社会上博得一个好名声,首先要讲究“仪容”,而镜子,正是起着“正衣冠”的作用。《世说新语》里专门开辟过一个叫“容止”的篇章,记录当时的美男子;明代非常著名的首辅张居正,在史书上也以“颀身秀眉目,须长至腹”所著称。

而那些长得不好、仪容不整的人,在仕途上是要遭到歧视的,我们熟悉的捉鬼的“钟馗”,本来是终南山进士,就是因为面相凶恶,所以才一直没有得到当时的皇帝重用,最后郁郁而终,只能活在各类民间传说里的。

除此之外,镜子在民间,还一直有着辟邪的功能。这种用来辟邪的镜子,有个专门的称呼,叫作“轩辕镜”。古人认为镜子可以映照出人眼看不见的魑魅魍魉,起到诸邪回避的作用、这个说法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了,到了明清,已经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民间习惯。甚至还有人会用镜子来卜卦。《聊斋志异》里专门记载了一则故事,叫“镜听”,讲的就是山东的夫妇用镜子来占卜自己乡试是否能中举。

作为日用品的镜子,可以说贯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但镜子开始正式成为一种“收藏品”,却是从明清两朝开始的。明代以前,文人们也有“收藏”的风尚,但收藏的东西以书画、玉器等等为主,也有一些爱好广泛的人会收集镜子,比如我们熟悉的苏东坡,就收藏过一面汉代的古镜。

可是他们收藏镜子,是作为“铜器”的一部分来进行赏玩的,不仅数量少,而且也没有专门的分类。

到了明清两代,这种情况就大为改观了。晚明以降,文人藏镜的数量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增长,仅仅各类文献中记载过的,就有数百种之多。藏镜文化发展到清末,甚至还出现了一套专门的谱系和理论,仅道光年间的《藤花亭镜谱》一本书中,就记录了多达种作为收藏品的镜子。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大量以“镜影”、“藏镜”为名的专门性著作,如梁上椿的《岩窟藏镜》、徐乃昌的《小檀栾室镜影》,等等等等,明清时代文人对藏镜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二、有“内涵”的镜子:才子知古意,佳人照己心

1.才子藏镜:“携置案头古色浓”

明清藏镜之风的盛行,其中的内涵,和当时以古为尊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明朝从建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思想的控制和管理,思想上则完全继承了宋代的程朱理学的观点,讲究道统和纲常。明成祖朱元璋在确定科举取士的标准的时候,明确提出要模仿宋代做文章的方法,到了成化年间,这种模仿已经出现了一种固定的程式,就是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八股文”。

到了明中期,开始有一批文人,觉得八股文束缚了自己,为了打破这种束缚,他们顺着“崇古”的思路,把“古”上推到了更久之前,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个思路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而铜镜,作为一个藏品,则顺应了这种思想潮流。

首先,作为“铜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符合当时文人推崇的“古”的要求;其次,古人在铸镜的时候,往往在铜镜的背后刻有铭文,这些古拙的铭文,让镜子的身上多了一层历史感和文化意蕴,具有考据的价值;最后,铜镜本身造价不高,而且因为本身具有日用品的性质,生产和留存下来的数量都比较多,因此收藏的“门槛”也相对较低。就这样,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铜镜,就成为了当时崇尚”古意“的文人们最喜欢的收藏品。

到了清代,这些”古色古香“的镜子,更是吸引了乾隆皇帝的目光。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六部尚书,为了迎合宫廷内的收藏之风,专门编订了”古镜图谱“,里面收录了百余面镜子,可以说是给鉴赏和收藏镜子的这一民间风气树立起了文化正统,在此之后,民间的藏镜之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2.佳人藏镜:“想象娥眉鉴春容”

在崇古的内涵之外,明清文人收藏镜子,还有另一重”风月“的意味。中国古代的文人,历来是喜欢写美人的。“对镜梳妆”,更是诗词小说等各类文学体裁中一个经典的意象。而到了晚明时期,随着东林党和阉党的政治斗争越发激烈,政治的腐败催生了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这些人流连在莺声燕语的秦淮河畔,放歌纵酒,”才子”和“佳人”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了。

而在明朝覆亡之后,在亡国的时代背景下,“遗民”这个身份,超越了性别的界限,成为了那些曾经在明朝生活过,后来又归附到了清朝的人的一个统一的身份符号。文人士大夫审视自身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生存现状,对照身不由己,命如漂萍的女性,获得了极大的共情。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女性为主题的创作,而作为女性日常生活中一部分的“镜子”,也承载了文人士大夫们顾影自怜的哀思。

“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就曾经收藏过一面镜子。柳如是收藏的这面镜子是一面唐镜,与备受推崇的秦汉古镜相比,它的时代并不够“古”。但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这枚“柳如是镜”,却成为了备受时人推崇的藏品,江南诗社的文人才子们,甚至还争相为它题诗。

夸赞柳如是“红粉偏能国士知”——明末的时候,在秦淮河畔颇有艳名的柳如是,后来嫁给了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清军入关之后,钱谦益投降了清政府,柳如是却投水自尽,虽然后来被家人所救,但是她的气节,一直被后来的文人称道。这面”柳如是镜“,寄托了后世文人这位奇女子绝世风华的想象。

三、明清藏镜家的鉴藏标准:雅俗有别,以古为珍

明清时期藏镜中的”崇古“、”寄情“的双重内涵,造就了收藏家们在鉴藏镜子的时候”以古为珍“的标准。这一时期的收藏家们,常常会和同好一起,制定藏镜、鉴镜的标准,互相品评玩赏对方的收藏,还会给它们作诗、写文,并从中获得趣味。

明清藏镜家收藏镜子,看中的是其中的”古拙“,而不在于纹饰的精巧。《长物志》里记载,在他们看来,秦汉时期形制高古的镜子,是最具有收藏价值的”上品“,因为”质厚无文“,所以大巧不工。如果有纹饰的话,则以山川河流、龙虎瑞兽为佳,而花纹繁复、形状精巧的镜子,比如用菱花、八角装饰的,则被评为”俗不可用“,是藏镜中的下品。

根据当时的文人流传下来的文章来看,从收藏价值的角度而言,一般情况下,镜子的年代距离收藏者越久远,收藏的价值就越高。这个评判标准,和当时藏镜的崇古动机是分不开的。首先,古镜的纹饰具有更突出的年代特征,铭文也更有考据价值,其次,物以稀为贵,年代越久远的镜子,流传下来的数量也就越少。

此外,流传下来的古镜,经历的时间越久,”经手人“就越多,而身上的故事、承载的文化意蕴也就越深,比如上面提到的“柳如是”镜,本身年代不久远,却因为有一个知名的收藏者而被后世的藏镜家所喜爱。

结语

明清时期,镜子从”日用品“到”收藏品“的身份转变,反映出了一个时代收藏家变化发展的审美意趣。而由于当时的藏镜家普遍还有着文人士大夫和金石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藏镜文化就与当时社会上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颇有趣味的对应关系。

镜子中蕴含的文人雅士们对于上古时代的推崇和追思,对于自身身份的思考和映射、对于红粉风月的描摹和共情,复杂又富有张力,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千姿百态的藏镜家众生相,成为了活跃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的符号。明清两代的藏镜之风,藏的不是镜子本身,而是文人雅士们的思想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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